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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楼点滴二

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。还有严正的一面,也应该谈谈。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,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,引古希腊亚里十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,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,他说: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。”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,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。这类故事很不少,说几件还记得的。

先说一件非亲历的。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,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。听老字号的人说,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,自然要朝夕相见,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,互称某先生,同时伴以一鞠躬;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,总要攻击对方荒谬,毫不留情。崔有着作,《史记探原》和《春秋复始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,刘着作更多,早逝之后刊为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,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,当仁不让的。

三十年代初,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;同是考,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。 适写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,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,自然也是上卷。顺便说个笑话, 还写过《白话文学史》,也是只有上卷,所以有人戏称之为“上卷博士”。言归正传,钱宾四(穆)其时已经写完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,并准备印《老子辨》。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《老子》。这个问题很复杂,提要言之,书的《老子》,人的“老子”,究竟是什么时代的? 从旧,二“老”就年高了,高到春秋晚年,略早于孔子;钱破旧,二“老”成为年轻人,晚到战国,略早于韩非。 书早出,自然按兵不动,于是钱起兵而攻之, 不举白旗,钱很气愤,一次相遇于教授会(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体息室),钱说:“ 先生,《老子》年代晚,证据确凿,你不要再坚持了。” 答:“钱先生,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;如果能使我心服,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。”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。

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。也是反 ,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,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。那是林公铎(损),人有些才气,读书不少,长于记诵,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。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,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不像林琴南,公开写信反对;但又不能唾面自干,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。一次,忘记是讲什么课了,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,红着面孔走上讲台。张口第一句就责骂 适怎样不通,因为读不懂古文,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。列举标点的荒唐,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(案即专名号),“这成什么话!”接着说,有一次他看到 适写的什么,里面写到他,旁边有个杠子,把他气坏了;往下看,有 适自己的名字,旁边也有个杠子,他的气才消了些。讲台下大笑。他像是满足了,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。

教师之间如此。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,举两件为例。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,蔡邕所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,其中有“枯桑知天风,海水知天寒”两句,俞说:“知就是不知。”一个同学站起来说:“俞先生,你这样讲有根据吗?”俞说:“古书这种反训不少。”接着拿起笔,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。提问的同学说:“对。”坐下。另一次是 适之讲课,提到某一种小说,他说:“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。”一个同学张君,后来成为史学家的,站起来说,有人说过,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。 很惊讶,也很高兴,以后上课,逢人便说:“北大真不愧为大。”

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,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。如有那么一次,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, 适发言比较长,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,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:“ 先生,你不要讲了,你说的都是外行活。”胡说:“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。不过,叫我讲完了可以吗?”在场的人都说,当然要讲完。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,坚持己见,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。根究起来,韩君的主张是外道,所以被否决。

这种坚持已见的风气,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。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,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。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;偏偏是互不相让,争论起来无尽无休。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,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,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。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。教授阅卷,自然认为错误,于是评为不及格。照规定,不及格,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,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,上写:注意,六十七分及格。因为照规定,补考分数要打九折,记入学分册,评六十七分,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,勉强及格。且说这次补考,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,教授出题,仍是原样。那位同学也不让步,答卷也仍是原样。评分,写六十,打折扣,自然不及格。还要补考,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,评分又是六十。但这一次算及了格,问为什么。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,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,所以不打折扣。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,于是以失败告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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