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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醒中的母亲

  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,都在她意识朦胧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。
  
  文/张抗抗
  
  一
  
  那天清晨6点多钟,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。我被铃声吵醒,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,不接,翻身又睡。过了一会,铃声又起,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。我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: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?顿时惊醒,跳下床直奔电话。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,我脑子“嗡”的一下,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。
  
  年近80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,令我一直牵挂悬心。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,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,母亲猝发脑溢血,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,准备手术。放下电话,我浑身瘫软。然而,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。
  
  在黑暗中上升,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,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,没有知觉,没有思维。我只是躯体在飞行,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。
  
  我真的不敢想,万一失去了母亲,我们全家人在以后的日子里,还有多少欢乐可言?
  
 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,我像一颗子弹,从舱门快速发射出去,“子弹”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。我的腿却绵软无力,犹如一飘忽不定的雾气,被风一吹就会散了。
  
  二
  
 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,我找不到母亲了。我从来没有想到,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——仅仅一天,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,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,口腔、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管子,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。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,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,由于手术完全被剃光,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。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。我突然明白,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,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,覆盖和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。
  
 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脑部表层的淤血,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,然后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,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,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。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小时探视时间,被我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。我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:妈妈,妈妈,您听到我在叫您么?妈妈,您快点醒来……
  
  等待是如此漫长,一年?一个世纪?时间似乎停止了。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。那些日子我才知道,“时间”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。
  
 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,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。那个瞬间,我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。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,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,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。
  
 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。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,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。许多时候,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,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,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。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,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。假如母亲不再说话,我们说再多的话,有谁来回应呢?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,意识依然是模糊的,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。那个时刻,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。
  
  三
  
  母亲开口说话,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。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,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,兴奋地告诉我们“妈妈会说话了”,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。母亲会说话,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。
  
  妹妹很晚才回家,她说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,反反复复地说:太可怕了……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……妹妹说:我是婴音。母亲说: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……她的话断断续续不连贯,又说起许多从前的事情,意思不大好懂。但不管怎样,我们的母亲会说话了,母亲的声音、表情和思维,正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点慢慢复苏。
  
  清晨急奔医院病房,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。我问:“妈妈,认识我吗?”
  
  母亲用力地点头,却叫不出我的名字。
  
  我说:“妈妈,是我呀,抗抗来了。”
  
 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,母亲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。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,那句话却变成了:妈妈来了。
  
  我纠正她:“是抗抗来了。”
  
 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:“妈妈来了。”
  
 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。“妈妈来了。”——那个熟悉的声音,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:“别怕,妈妈来了。”——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,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,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:妈妈来了。
  
  妈妈来了。妈妈终于回来了。
  
 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母亲,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,从她嘴边曾经奇怪地冒出许多文言文的句子。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,她常常反问:为何?若是问她感觉怎么样,她回答:甚感幸福。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,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。那几天,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,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,以便与母亲对话。
  
 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。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。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,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“谢谢”。在病床上长久地输液保持一个姿势让她觉得难受,她便不停地转动头部,企图挣脱鼻管,输氧的胶管常常从她鼻孔脱落,护士一次次为她粘贴胶布,并嘱咐她不要乱动。她惭愧地说:“是啊,我怎么老是要做这个动作呢?”胡主任问她最想吃什么,她说:“想吃蘑菇。”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,却又常常词不达意,让病房的医生护士忍俊不禁。她仍然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,我们纠正她的时候,她会狡辩说:“你们两个嘛,反正都是一样的。”
  
  如今回想那一段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日子,真是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坚持过来的。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,我从未听到过她抱怨,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的那种烦躁。
      
  
  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,爸爸对她说:“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,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。”妈妈准确地复述说:“灾难过去了。”
  
  四
  
  灾难过后的母亲,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。我明明看见她醒过来了,又觉得她好像还在一个长长的梦里游弋。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,有时却糊涂得连我和妹妹都分不清楚;她时而离我很近,时而又独自一人走得很远;有时她的思维在天空中悠悠飘忽,看不见来龙去脉,有时却深深潜入水底,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和水上的涟漪……
  
 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,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,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、善良和诗意,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。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,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的一片片绿芽,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。
  
  若是问她:“妈妈,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吗?”她总是回答说:“我没有不舒服。”
  
  我的表弟、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,在她床前站成一排。母亲看着他们,微笑着说:亲亲爱爱一家人(那是我小时候母亲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)。母亲也许是听见了不知何处传来的音乐声,她说:敞开音乐的大门,春天来了。医生带着护士查房,在她床前嘘寒问暖。母亲说:这么多白衣天使啊……又说:多么好听的声音。还说:多么美好的名字啊……护士都喜欢与她聊天,她们说:朱老师说话,真的好有意思啊。
  
  有几天我感冒了,担心会传染给母亲,就戴着口罩进病房。母亲不认识戴口罩的我了,久久地注视我,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。我后退几步,将口罩摘下说:“妈妈,是我呀。”母亲认出我了,笑了。母亲说:“你太累了,你回去吧,这里没有什么事情……”
  
 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,胡医师陪她去做CT,路上经过医院的小花园。胡医师说:“朱老师,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,你看今天的陽光多好。”母亲望着天空说:“是啊,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!”
  
  想起母亲刚刚苏醒的那些日子,我妹妹的儿子陽陽扑过去叫外婆的那一刻,母亲还不会说话,但她笑了,笑容使得她满脸的皱纹一丝丝堆拢,像金色的菊花那样一卷一卷地在微风中舒展。那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,一如冷傲的秋菊,在凋谢前仪态万方的告别演出。
  
 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生活。在她的内心深处,没有怨恨,没有忧郁。即使遭受如此病痛,她仍如同一生中的任何时候,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,时时处处总是为别人着想。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,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,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激。
  
  也许是得益于平和的心态,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,终于重新站立起来、重新走路、自己吃饭、与人交谈,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,几乎奇迹般康复了。
  
 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。
  
 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,是因为我看到了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,在她的理智与思维逻辑都尚未健全的状态下,所表现出来人性中那种最本真、最纯粹、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。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,都在她意识朦胧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,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。
  
  


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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