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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 卷十四 圣贤

近思录选译 卷十四 圣贤

14·01 明道先生曰:尧、舜更无优劣,及至汤、武便别。孟子言“之”、“反之”,自古无人如此说,只孟子分别出来,便知得尧、舜是生而知之,汤、武是学而能之。文王之德则似尧、舜、禹之德则似汤、武。要之皆是圣人。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二上

[译文]

程颢说:尧和舜再分不得优劣,到商汤和周武王时,就有了区分。孟子说:“尧、舜的仁德是出于自然的本,”“汤、武的仁德是恢复了其本然的善。”自古没有人这么说,只有孟子分辨出来,便可知尧、舜是生而知之,汤、武是学而能之。文王之德则近似于尧、舜,大禹之德则近似于汤、武。总之都是圣人。

14·02 仲尼,元气也;颜子,春生也;孟子并秋杀尽见。仲尼无所不包,颜子示“不违,如愚”之学于后世,有自然之和气,不言而化者也。孟子则露其才,盖亦时焉而己。仲尼,天地也;颜子,和风庆云也;孟子,泰山岩岩之气象也。观其言皆可见之矣。仲尼无迹,颜子微有迹,孟子迹著。孔子尽是明快人,颜子尽岂弟,孟子尽雄辨。——《二程书遗书》卷五

[译文]

孔子就如天地一元之气;颜回就如春风春雨之生意;孟子表现出秋天肃杀之气。孔子道全德备,一切之善无不包容,颜回以“不违背孔子的话,象是愚蠢”的学神展示给后世,有一种自然和气,使后世之人不言而自化。孟子则显露出自己的才气,那也是时势使他如此的呀。仲尼的无不覆无不载,高明博厚有如天地。颜回就如和风庆云一样有一种协气祥光。孟子的刚强峻拔直如泰山壁立的岩石气象。孔子之道与天地浑然一体,无迹可寻,颜回则略露些人的迹象,孟子则是心迹昭著,发挥透彻。孔子完全是一个爽快人,颜回完全是谦和,孟子完全是雄辨。

14·03 曾子传圣人学,其德后来不可测,安知其不至圣人?如言“吾得正而毙”,且休理会文字,只看他气象极好,被他所见处大。后人虽有好言语,只被气象卑,终不类道。—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五

[译文]

曾子教授圣人之学,其德行后来日益上进到不可度量的程度,怎么明白他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呢?正如他说:“我只求规规矩矩合礼地死去”,且不要推敲文字,只看他气度极好,他所看到的是大处。后人虽然也有些好的言语,只因为品质卑劣,终究也不象个有道之人。

14·04 传经为难,如圣人之后才百年,传之己差。圣人之学,若非子思、孟子,则几乎息矣。道何尝息?只是人不由之。“道非亡也,幽、厉不由也。”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七

[译文]

传授经书艰难。如孔子死后才百十年,传授就已经有了偏离。孔子的学问,如果不是子思、孟子的宏扬,则几乎要消失了。圣人之道何曾息灭过,只是人们不实行。就如董仲舒说的:“周文王、武王的思想并没有消亡,只是幽王、厉王不实行。”

14·05 荀子极偏驳,只一句“恶”,大本己失;扬子虽少过,然己自不识,更说甚道?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九

[译文]

荀子的学说非常偏杂,只一句“恶”,根本就错了。杨雄虽然少有过失,但他既然不理解,还说什么道?

14·06 董仲舒曰:“正其谊,不谋其利;明其道,不计其功。”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。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二十五

[译文]

董仲舒说:“弄清楚什么是义和不义,而不去谋求利益;讲明圣人之道而不计较功效。”这就是董仲舒胜过诸子的地方。

14·07 孔明有王佐之心,道则未尽。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,行一不义而得天下,不为。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。圣人宁无成耳,此不可为也。若刘表子琮,将为曹公所并,取而兴刘氏,可也。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二十四

[译文]

诸葛亮有王佐之心,但对于圣人之道却不尽知。以仁政治天下的王者,就是让他做一件不义的事就能得天下,他也不做。诸葛亮一味追求成功而进攻刘璋,将要被曹瓦解,夺取之而兴刘氏,是可以的。

14·08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,如《原道》中言语虽有病,然自孟子而后,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,才见此人。至如断曰:“孟子醇乎醇。”又曰:“荀与扬,择焉而不,语焉而不详。”若不是他见得,岂千余年后,便能断得如此分明?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一

[译文]

韩愈也是近世豪杰之士,例如《原道》一文中语句虽存在着一些病,然而自孟子之后,能将如此大的见识探究出来,只有韩愈一个人。至于判断说“孟子是醉而又醇的儒者”,又说“荀子和扬雄,他们的学术选择得不够察,说的又不够详细。”倘若不是他确有真知灼见,如何能在继孟子几千年之后,判断得如此的分明呢?

14·09 学者本是修德,有德然后有言。退之却倒学了,因学文日求所未至,遂至有得。如曰:“轲之死不得其传。似此言语,非是蹈袭前人,又非凿空撰得出,必有所见。若无所见,不知言所传者何事。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

[译文]

学道本来是修德,有了德行然后就能写好文章了。韩愈反过来学了,他是由于要学写文章,每天追求自己未能达到的东西,于是就于圣人之道有了收获。如他说:“孟轲死后圣人之道没有能继续向下传。”象这样的言语,不是因袭前人,也不是凭空捏造得出的,一定要自己有所发现。如果不是自有见地,就不知道他自己说的圣贤所传的是什么东西。

14·10 伊川先生撰《明道先生行状》曰:先生资禀既异,而充养有道。纯粹如金,润如良玉。宽而有制,和而不流。忠诚贯于金石,孝悌通于神明。视其色,其接物也如春;听其言,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。胸怀洞然,彻视无间;测其蕴,则浩乎若苍溟之无际;极其德,美言不足以形容。先生行己,内主于敬,而行之以恕。见善若出诸己,不欲弗施于人。居广居而行大道,言有物而动有常。先生为学,自十五六时,闻汝南同茂叔论道,遂厌科举之业,慨然有求道之志。未知其要,泛滥于诸家,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,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。明于庶物,察于人伦。知尽至命,必本于孝弟。穷神知化,由通于礼乐。辩异端似是之非,开百代未明之惑。秦汉而下,未有臻斯理也。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,以兴起斯文为己任。其言曰:“道之不明,异端害之也。昔之害近而易知,今之害深而难辩。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,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。”自谓之穷神知化,而不足以开物成务。言为无周遍,实则外于伦理。穷深极微,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。天下之学,非浅陋固滞,则必入于此。自道之不明也,邪诞妖异之说兢起。涂生民之耳目,溺天下于污浊。虽高才明智,胶于见闻,醉生梦死,不自觉也。是皆正路之蓁芜,圣门之蔽塞,辟之而后可以入道。先生进将觉斯人,退将明之书。不幸早逝,皆未及也。其辩析微,稍见于世者,学者之所传耳。先生之门,学者多矣。先生之言,平易易知,贤愚皆获其益,如群饮于河,各充其量。先生教人,自致知至于知止,诚意至于平天下,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,循循有序。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,处下而窥高,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。先生接物,辨而不间,感而能通,教人而人易从,怒人而人不怨。贤愚善恶,咸得其心。狡伪者献其诚,暴慢者致其恭。间风者诚服,睹德者心醉。虽小人以趋向之异,顾于利害,时见排斥,退而省其私,未有不以先生为君子也。先生为政,治恶以宽,处烦而裕。当法令紧密之际,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。人皆病于拘碍,而先生处之绰然。众忧以为甚难,而先生为之沛然。虽当仓卒,不动声色。方监司兢为严急之时,其待先生率皆宽厚。设施之际,有所赖焉。先生所为纲条法度,人可效而为也。至其导之而从,动之而和,不求物而物应,未施信而民信,则人不可及也。——《二程文集》卷十一《明道先生行状》

[译文]

程颐为程颢所作《明道先生行状》说:先生他天资禀赋既已异于平常人,而他充实善持养身心又得法。他的品行,纯得就像金,润又像美玉。他的情,宽广而有限制,柔顺但不随波逐流。他忠诚之志可穿透金石,敬父兄之意可上达于神明。看他的容颜,其待人接物就象春天的太那样和;听他的言语,其深入人心就如时雨一样滋润万物。心胸光明如重门洞开,透彻而无间隔隐蔽;而要测其学识的蕴蓄,则又浩瀚如苍海之无边无际;想说明白他的美德,他却众善具备再美的语言也不足形容。他推行自己思想,首先自身主于谨敬,然后再推广自我之心以及人。见到别人有善行就象自己的善行一样珍惜和赞赏,自己所不想接受的决不施加于人。心胸之宽就如住在广大的居室中,行为端庄大方就如走在平坦的大路上,说话必定切实不作空言,行动必有常规而不放纵。他的学,从十五六时,听到周敦颐评说圣人之道,于是就厌倦世人争相追逐的科举之业,慨然有探求圣道的志向。开始不得要领,漫无边际地杂学各家,出入于老庄佛释将近十年,又回到六经上才得其真谛。他明达事物之情,察人伦之序。他知道“尽知命”的高深,必本于孝亲敬长之实。又知穷神知化的认识天道,原与明礼知乐的人事相通。辨别异端之学的似是而非,指明千万年来未能弄明的疑问。自秦汉以后,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些道理。他认为孟子死后圣学没有下传,以接续道统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。他曾说:“大道之所以不能明于天下,是由于异端之学损害了它。过去危及圣学的杨墨中韩之类学说粗鄙而容易看出其荒谬,今日害道的佛老之学深远而难以明析。过去的异端之学迷惑人是利用人的昏昧,今天的异说渗入人心都是利用人的高明。佛家自称能通达天地的玄,而其实不能有为于天下。佛家称他们的学说包容一切无不周详,其实他们是抛弃了伦常之理。佛家自认为其理论穷尽深奥之理、探极微之处,而玄怪深僻恰恰不能达于尧舜坦荡平易的大道。天下的学问,若不是浅陋而不通达,就必然跑到佛教那里去。自从圣人之道不得明于天下,邪诞妖异之说竞相兴起,充塞了人民的耳目,把天下沉陷在污泥浊水之中。即使有高明才智之士,拘泥于耳目的见闻,生如沉醉,死如梦寐,而不自觉其不明理的迷惑。这些都是正路上荒草秽木,堵塞圣学之门的障碍,必须开采出路才能进入大道。先生他进身为官是为要唤醒今世的人民,退身隐居要著书明理以垂后世。不幸早逝,进退之事都未及作成。他辨析微之论,多少有为世人所见者,是他的学生们传播的呀。先生门下,学生非常多。他的言语,浅显易懂,不论聪明的愚蠢的,听了都能受益,就象一群人在河里喝水,虽然各自所需不同,但各自都得到了彻底的满足。他的教人,从寻求知识开始直到知其所止,从内心诚意开始直学到平治天下,从童子初学的“洒扫应对”开始直到入圣人之域的穷理尽,整个过程都循循而有序。他批评世俗的学者舍弃浅近的而务求高远,身处于下却窥望高处,导致自己的轻浮自大而到底也学无所得。先生他对待人,明辨其恶但也不拒绝他,以意感人人必能应,教导人人能轻松地听从,指责人人也不会恼恨。不论贤愚善恶,各种各样的人,他都能得其心。诈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奉献真诚,暴戾傲慢的人在他面前也表现出谦恭。听说他的风范的人就诚服,看到他的德行的人佩服得心醉神迷。纵然是小人与他追求不同,考虑利害相妨,时时加以抵毁,但他们退处而自我思考时,没有不认为先生他是正人君子的。先生的治理政事,用宽大去治理恶人导其向善,处于烦琐的事务中却宽闲优裕。当朝廷法令紧密严苛的时候,他也从未学着众人去作虚应形式逃避职责的事。人人都认为法令不当束缚妨碍着无法作事,而他却能在这种法令下处理得宽绰有余。众人忧虑很难作的事,而他作得却很兴盛。即使在仓卒遇变之时,也不动声色。当监司们纷纷严密紧急地观察州县官时,他们对待作州县官的先生他全都很宽厚。处置事务时,还有依靠先生处。先生他制订的纲纪条文法度,人们可以效仿着去作。至于他引导人民,人民就会跟随,以诚动人而人自然和顺,不求外物应己而外物自应之,未曾以自己的诚信施于人时人民已先相信了,这些都是人们无可比拟的。

14·11 侯师圣云:朱公掞见明道于汝,归,谓人曰:“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。”。游、杨初见伊川,伊川瞑目而坐,二子俟立。既觉,顾谓曰:“贤辈尚在此乎?日既晚,且休矣。”及出门,门外之雪深一尺。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二

[译文]

侯师圣说:朱光庭到汝州拜见程颢,回来后对别人说:“我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。”游酢、杨时开始去拜见程颐,程颐瞑目而坐,两人站在门外等待。程颐醒后,看着他俩说:“你们还在这里呀?天已经不早了,算了吧。”及至出门,门外之雪深一尺。

14·12 刘安礼云:明道先生德充完,粹和之气,盎于面背,乐易多恕,终日怡悦。立之从先生三十年,未见其忿厉之容。——《二程遗书》附录《门人朋友叙述》

[译文]

刘安礼说:程颢先生德充实完美,纯和之气,充溢前前后后,和乐平易宽大,一天到晚都是愉悦的。我跟随先生三十年,从未见过他有愤怒严厉的神情。

14·13 吕与叔撰《明道先生哀词》云:先生负特立之才,知大学之要;博文强识,躬行办究;察伦明物,极其所止;涣然心释,洞见道体。其造于约也,虽事变之感不一,知应是心而不穷;虽天下之理至众,知反之吾身而自足。其致于一也,异端并立而不能移,圣人复起而不与易。其养之成也,和气充浃,见于声容,然望之崇深,不可慢也;遇事优为,从客不迫,然诚心恳恻,弗之措也。其自任之重也,宁学圣人而未至,不欲以一善成名;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,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。其自信之笃也,吾志可行,不苟洁其去就;吾义所安,虽小官有所不屑。——《二程遗书》附录

[译文]

吕与叔作《明道先生哀词》说:先生他负有独特之才能,明于高深学问的要旨;博学于文献而强记之,亲身实践努力探讨;察人伦明知事理,完全地掌握了人之所以当止;心中如涣然冰消,透彻理解了大道的本体。他的学问由博而回于约,掌握的就在自己一心一身。虽然外事作用于我者变化不一,他知道心是应物之主,一心随感而应也没有边际;天下之理虽然众多,他明白万理于我身,反求于我身则一切理都可自足。他的修养达到了诚致一的境界,异端之学并兴也不能改变他的自信之心,圣人再生也不会纠正他的学说。他的德行养成了,太和之气充盈透切,表现于声音容貌,使人望见其崇高渊深,无法轻慢,遇事当为而为,从容不迫,然而其至诚之心诚恳深切,作不好决不舍弃的。他对自己希望和要求远大,宁可学圣人而未能达到,也不用小小一善来成就名声;宁可以天下有一物不受圣人恩泽看作自己的过失,追求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,不把一时的有利于人作为追求的事功。他自信笃厚,只要我的志向能够推行,就不故作高洁而去其位;只要是依义而行我心安稳,虽有小官也有所不值得去做。

14·14 吕与叔撰《横渠先生行状》云:康定用兵时,先生年十八,慨然以功名自许,上书谒范文正公。公知其远器,欲成就之,乃责之曰:“儒者自有名教,何事于兵?”因劝读《中庸》。先生读其书,虽之,犹以为未足,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,累年尽究其说,知无所得,反而求之六经。嘉祐初,见程伯淳、正叔于京师,共语道学之要。先生涣然自信曰:“吾道自足,何事旁求!”于是尽弃异学,淳如也。晚自崇文移疾西归横渠,终日危坐一室,左右简编,俯而读,仰而思,有得则识之。或中夜起坐,取烛以书。其志道思,未始须臾息,亦未尝须臾忘也。学者有问,多告以知礼成,变化气质之道,学必如圣人而后己。闻者莫不动心有进。尝谓门人:“吾学既得于心,则修其辞;命辞无差,然后断事;断事无失,吾乃沛然。义入神者,豫而己矣。”先生气质刚毅,德盛貌严。然与人居,久而日亲。其治家接物,大要正己以感人。人未之信,反躬自治,不以语人。虽有未喻,安行而无悔。故识与不识,闻风而畏,非其义也,不敢以一毫及之。——《张子全书》卷十五

[译文]

吕与叔作《横渠先生行状》说:仁宗康定年间同西夏兵时,张载先生十八岁,当时慨然以立功边疆自许,上书谒见范仲淹。范仲淹看出他是远大之器,想要成就他,就责斥他说: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学问,为什么要从事于军事?”于是劝他读《中庸》。张载先生读《中庸》,虽然喜,但仍感到不满足,于是又访求佛教、道家之书,读了多年,透彻地了解了佛、道的学说,知道没有什么收获,又返回来读六经。嘉祐初年,与程颢、程颐兄弟相会于京城,共同研究道学之大要。先生他胸中疑问涣然冰释,自信地说:“我们儒学的理论自身十分充足,为何要寻求别家之说?”于是舍弃异端之学,成为淳厚的儒者。晚年从崇文院因病去职西归横渠镇,一天到晚恭恭敬敬坐在一间房子里,身边放的全是书,俯首而读,仰首而思,有所得就记下来。有时半夜坐起来,点上灯烛去写。其对圣人之道的追求与深思考,从未有一刻间断,也从未有一刻的忘却。学生有所问,经常告诉他们学礼并去修养本,和学问变化气质的方法,要求学生学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可以。听到他这些话的人无不触动于心而有所进步。他曾经对门人说:“我治学心中有所领悟时,就选择适当的言辞把它表述出来;表述得没有错误,然后用来判断事务;判断事务没有错误,我就感到胸中充实了。熟义理,达到神奇的境界,就要在事情没有发生时,先要熟悉有关事情的道理,如此而已。”先生他气质刚毅,德充盛,容貌严肃。但和人相处,时间久了就一天天亲近。他的治家与在外往,一般说是正己以化人。人不能信任他,他就返回来修养自身,而不告诉他人。虽然有的人到底也不理解他的用心,他照常安心而行并不后悔。所以认识他的与不认识他的人,闻其风而畏服,不符礼义的事,不敢以丝毫加到他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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